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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知识和语言技能
2004年11月09日 来源:
 

  第一节要当“杂家”,当“通才”

  江泽民2O世纪90年代中在北戴河接见我国驻外使节时曾提出,外交人员应当是“杂家”。“杂家”原指战国末至汉初折衷和揉合各学派思想的一部分学者。《汉书。艺文志》说他们“兼儒墨,合名法”。儒、墨、名、法,都是不同学派的名称,杂家把它们都“兼”了起来和“合”了起来。今天我们说杂家,意思是他在有自己的专长以外还什么知识都有一点,是一位“通才”。我们体会,江泽民要求外交人员当“杂家”,就是要求他们什么知识都有一点,不能孤陋寡闻,要成为“通才”,要“一专多能”。

  外交、外事和涉外人员要成为“杂家”或“通才”,当然不是说他一定要像传说中的诸葛亮那样“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博占通今,无所不晓,无所不能”。世界上不可能有“无所不晓,无所不能”的人。杂家或通才的要求是根据外交、外事和涉外工作的特点提出来的。比如一位驻外大使或政务外交官当然首先应当熟谙政治外交事务,这是他们的“专”,但他们又必须同驻在国各个方面的部门和人上打交道,所以又必须“杂”。为了发展同驻在国在经济、商务、文教、科技、军事、体育以至像核能这样多种不同领域里的联系,相应的专业外交人员固然应在那个领域要起主要的作用,但大使和政务外交官也不能对此“一窍不通”,“一问三不知”,也必须都学一点,懂得一点相应的专业知识。同样,一位专业外交人员,比如文化参赞,固然他首先应熟谙文化交流业务,应当“专”,但他也应懂点政务。再就文化交流而言,它的覆盖面也很宽_一位文化参赞如果只懂文学不懂艺术,或只懂艺术不懂文学,或者懂了文学和艺术却又不懂科技、教育、卫生、出版、图书以至体育等也可属于文化交流范畴的业务,他都不能从容地应付业务。所以,他又必须“杂”。这就是说,无论是大使、政务外交官或专业外交官都必须在有所专的条件下是“杂家”或“通才”,只是“杂”或“通”的要求有所不同而已。我们认为,在任何岗位上的外交、外事和涉外人员,都应当追求他所需要的“专”和“杂”。

  总而言之,外交、外事和涉外人员要有足够的知识,既有足够的“纵向”知识,也有足够的“横向”知识。“纵向”是指本专业内的纵深知识,也包括必要的历史知识:“横向”则指环绕专业周边,同专业有不同联系的各类必要知识。涉外工作者应使自己的专业知识尽可能地深,不“浅尝辄止”,又要使自己的周边知识尽可能地博,不断扩大知识面。比如,一名海关工作人员不仅应当熟悉和钻研海关业务,还应当熟悉必要的海关历史,特别是中国海关的历史。随着中国的开放、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趋势以及中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的意向和努力,一名中国海关人员需要接触和处理的事务愈来愈复杂,他又必须不断扩大知识面,跟上形势的发展和变化。这种愈来愈深的“纵向”知识和愈来愈宽的“横向”知识,单靠学校所学知识已远远不够,必须在工作中学,实践中学,边干边学,边用边学。

  一专多能,既深又博,其实任何一个行业中的从业人员都应当这样要求自己。只要从事外交、外事和涉外工作的人员尤其应该当本行业中的“杂家”和“通才”,以适应工作中日新月异的新要求和高要求。“无所不能,无所不晓”固然是不可能的,但在适当程度上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和“博古通今”式的知识面却是绝对需要的。

  第二节过好语言关

  一、语言是外交的主要武器

  外交采用的方式是和平方式,所以外交的武器不是枪炮,而是语言。周恩来所说外交是“文打”,就非常生动地体现了这一性质。占希腊的外交家和演说家德谟斯芬也这样说过:“大使没有战舰,没有重兵,没有碉堡,他们的武器是语言和机遇。”

  既然语言是外交的主要武器,在语言中也就有了“外交语言”这一类别,比如,外交学院英语专业所主攻的英语就叫作“外交英语”。不少人对“外交语言”有一种误解,认为“外交语言”就是“外交词令”,把二者等同起来。更有不少人又认为,凡“外交词令”总是不真诚的、敷衍的,甚至虚伪的;这同样是一种误解。外交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利益和实现对外政策,所以任何在执行外交——也包括外事和涉外任务时所使用的语言就都是在不同程度和不同层次上反映国家对某一事件或某一事项的政策、反应、态度、立场或情绪。如果执行任务的人使用的是“外交词令”,那么这种“词令”反映的同样是一种政策、反应、态度、立场或情绪。比如,“无可奉告”是一种外交词令。当一位外交官对某一事件用“无可奉告”来表态,这就可能有几种不同情况:一是本国政府对事件是有态度的,但尚未到公诸于世的时机,所以一时不能明确表态;二是本国政府对事件采取什么态度尚未做出决定,或外交官尚未收到本国政府的明确指示,所以他无法表态;二是本国政府对事件本身因各种原因不愿或不宜采取任何明确的态度,所以无态可表。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无可奉告”对于任何一位使用者来说其实都是“有所奉告”的;要知道,哪怕是真正的无态可表,那么“无态可表”也是一种态度。1978年12月15日,中美两国政府决定互相承认,并从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两国政府分别于1978年12月15日和16日发表声明宣布这件事。12月15日,美国政府在发表声明之前,由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召见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通报了这件事。当多勃雷宁走出布热津斯基的办公室时即被敏感的记者们包围。他们问多勃雷宁同布热津斯基讨论了什么问题,多回答说:“圣诞节。”记者们不满意又追问,多又回答说:“国际象棋。”这位苏联外交家任驻美大使长达24年,经验丰富,他明知再过片刻,记者们就会知道中美决定建交这一将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但他作为首先知道这一确讯的第三国外交官无权也绝不应该从他口中泄露这一暂时还是绝密的信息。他只能“王顾左右而言他”,只能使用“无可奉告”式的外交词令。但他没有说“无可奉告”,而是先用“圣诞节”,后用“国际象棋”来回答。我们认为,多勃雷宁在这种场合用“无可奉告”来问答记者是完全可以的,也同样是很恰当的,而且可以一用再用,记者也无可奈何,无可挑剔。但多勃雷宁如这样回答,尽管挑不出什么,却味同嚼蜡,毫无味道,毫无幽默感。多勃雷宁先后用“圣诞节”和“国际象棋”作答则非常巧妙,而且让人有无穷的回味余地。苏美两国高级外交家讨论“圣诞节”,这当然涉及一件大事,而且是一件好事;苏美两国高级外交家又讨论“国际象棋”,这更意味着这是一件足以牵动国际“棋局”的大事。中美建交正是一件足以牵动国际“棋局”的大事和好事。多勃雷宁的回答尽管不着边际,但愈是不着边际,愈能暗示即将发生一件他不便明说或暗示的震惊世界的大事。我们不知道多勃雷宁是在什么时候想出这两个回答的。也许他早已猜想到布热津斯基将通报他什么事件,从而已考虑好如碰到记者他应怎样作答;也许他在得到通报以后才边走出布热津斯基的办公室,边已在考虑如何对付记者;也许他只是在记者发问之时才灵机一动作如是答的。不论是哪种情况都表现厂这位老资格外交家的机智,也向我们说明,机智地、巧妙地和恰当地使用“外交词令”是外交家,也是任何一位外交、外事和涉外人员应当学会和掌握的一个本领。顺便说说,“无可奉告”尽管已是尽人皆知的一种外交词令,外交官今天不见得常常使用它。也应该指出,过去搞欺骗外交的外交官确有玩弄外交词令的恶习,所以人们对“外交词令”的印象不佳,但不能因此否定“外交词令”。从事坦诚外交的中国外交人员较少使用外交词令,更不允许玩弄外交词令。

  外交词令是存在的,外交人员应当有能力在必要时恰当地使用它。但外交词令只是外交语言的-种,而且只占极小的-部分。从总体来看,外交语言分书面的和口头的两大类。书面的外交语言和门头的外交语言又因不同情况有种种类别。既然语言是外交、外事和涉外人员的主要武器和工具,所有从事外交、外事和涉外工作的人当然都应当培养自己掌握熟练运用语言的技能,过好语言关。“过好语言关”首是说应当过好母语关,对我们来说就是过好汉语关,或中文关(少数民族的母语当然是本民族的语言,但也应该和需要通汉语),其次则至少应该掌握一门外语。本节着重谈过母语关和对一般的语言技能的要求,下一节我们将专门谈谈掌握外语技能的问题。

  二、外交语言是多风格多姿采的

  对于外交语言还有一种误解或错觉,就是外交语言属政治语言,又常需遵循一定的格式,使用一定的套语,所以这是一种干巴巴的、枯燥无味和缺乏生气的语言,不像文学语言,比如,不像曹雪芹的语言,或莎士比亚的语言那样耐读和值得学习。我们说,外交语言是外交的重要武器或工具。古今中外,凡高质量的武器或工具,又同时具有非常精美的工艺,无论是古代的佩剑佩刀,或现代的步枪手枪都是利器,又都可以是非常精美的工艺品。同样,语言在外交外事战士的-手中和口中,也既应该是利器,又可以和应该是精品。外交本身是艺术和技巧,如何使用外交语言也一样是艺术和技巧。外交语言,无论是书面的或口头的,可以因形式、内容、场合和使用人身分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风格和色彩。外交语言还常带有本民族的民族特色和使用人本本的个性。外交语言有时是庄严的、严峻的、刻板的,有时是幽默的、俏皮的和富有情感的;有时是条文式的、政论式的,有时是抒情的和散文式的;有时是非常简练、平易和口语化的,有时又是非常文雅、优美和带有文学性的。总之外交语言因人因事因需要而变化,绝非千篇一律,而是可以和应该具有多样风格和多姿多彩的。事实上,古今中外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常常同时在语言上有很高造诣,是语言技能的大师和文采突出的雄辩家、政论家和著作家,像中国的毛泽东、周恩来、陈毅,英国的丘吉尔,法国的戴高乐等都是。毛泽东生前常为新华社起草外交评论。1949年,蒋介石政府被推翻,美国国务院发表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及国务卿艾奇逊致总统杜鲁门的信,承认尽管美国给予蒋介石全力支持,终因国民党政府本身的腐败而被深得民心的中国共产党所推翻。毛泽东从1949年8月14日至9月16日为新华社写了五篇评沦白皮书的文章,文中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把毛泽东的犀利笔法发挥得淋漓尽致。“五评白皮书”并不署名,但从蒋介石到美国记者都能从文章的独特笔法猜到它们是出自毛泽东的手笔。

  笔者曾有机会多次为周恩来和陈毅担任口译。周恩来同外宾谈问题总是胸有成竹,出口成章,严谨周密,条理分明。他的每段话不短不长,便于翻译为他翻译,也便于对方记忆记录。翻译为他翻译时,他总是注意译得对不对,观察对方的反应,而并不利用这一间歇考虑下面的措词,这说明他对于整个谈话全局在胸,不用边说边想。所以,为周恩来担任口译必须十分精确,必须逐字照译,犹如笔译。陈毅则潇洒豪爽,谈笑风生,信手拈来,滔滔不绝。为了阐述一个问题,陈毅有时可以连续讲上三四分钟甚至更长才告一段落。译员需要有极强的记忆力和记录能力才能完成翻译任务。陈毅是一位诗人,他善于用诗来表述思想。他颂扬中国和缅甸人民友谊的诗篇为中缅两国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同饮一江水。”缅甸的大河萨尔温江源于中国的西藏,流经云南入缅甸,在中国境内则称怒江。这是一首美妙的诗,更是十分美妙的外交语言。1956年夏,英国首相艾德礼访华,由北京来到上海。印度驻沪总领事在官邸花园举行酒会款待艾德礼,上海市长陈毅应邀出席。他和艾德礼在官邸草坪边踱步边交谈,长达ZO多分钟,笔者有幸任他们的翻译。他们踱回酒会中心地带时,服务员托盘送上酒水,艾德礼拿的是一杯威士忌苏打,陈毅则拿一杯红葡萄酒。当两人碰杯时,陈毅风趣而又意味深长地说:“我们两人拿的酒不同,但这不妨碍我们碰杯。”这番话真是信手拈来,非常生动地和恰当地体现了“求同存异”的原则,令人回味无穷,是对陈、艾草坪长谈画龙点睛的一笔。1997年7月1日前夕,中国行将从英国殖民者手中收回香港。钱其深和《人民日报》评论曾数次使用两句唐诗来描述英国和中国当日寸的心态。描述英国心态的诗句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描述中国心态的诗句是:“轻舟已过万重山”。唐诗三百首,那是现成的,但要从中挑出这两句如此活龙活现,如此贴切地表述中英两国不同心态的诗句,不熟悉唐诗,不入木三分地剖析出两国的心态,没有驾驭语言的高超技能,没有点爱国者的豪情是做不到的。

  总之,按照不同工种和不同岗位的需要,熟练地掌握本国语言,过好语言关,是任何一位从事外交、外事和涉外工作人员必须具有的技能。至少,他应当有能力通顺而正确地起草工作范围内所需的各种文书和文件,有能力熟练地用恰当的语言来应付工作范围内的各种提问。为了应付语言的高要求,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和外交部聘有专门负责起草外交文书、外交文件和外交讲演的高级秀才班子。但是,语言修养是每个外交、外事和涉外人员必须掌握的最基本的技能之一。

  三、外交外事语言的基本要求

  外交语言,或外交外事语言,如前面说过的,属政治语言范畴,又分书面的和口头的两大类。书面语言按外交文书和文件的不同形式各有差异,而口头语言也分讲演、谈话、会谈、谈判、交涉、答记者问等不同类别。外交外事语言既然都是体现一国对外政策和捍卫一国利益的武器和工具,不管它的表现形式如何,它都具有一些共同的基本要求。这些要求是:准确性、分寸感、鲜明的立场、礼仪性和政策纪律性。下面我们分别作些说明。

  准确性既然严谨的作风是外交、外事和涉外工作者的第一作风,语言在涉外工作中的第一要求也就是必须准确。因不严谨而犯的错误很多都与语言的错误有关,这说明了语言必须准确的重要性。周恩来于1949年11月8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曾说过:“外交工作比其他工作是困难的。做群众工作犯了错误,群众还可以原谅,外交工作则不同,被人家抓住弱点,便要被打回来。”这里所说的“弱点”当然也包括了语言的错误和不当。所以,对待外交外事语言必须有高度的责任感,保证准确无误。我们所说的准确性应当包括准确地表达我方的立场、感情和态度,也应包括准确地理解对方的立场、感情和态度。准确性还应该包括在翻译外语时的准确,以及直接使用外语时的准确。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中国立即给以承认并建交。笔者曾作为中国大使馆的先遣人员赴阿尔及尔参加建馆工作。当时正值印度挑起边界武装冲突,中印两国在边界打了一仗。中国外交部印发了有关边界真相的资料指示驻外使馆分发给驻在国政府,井求见领导人听他们的反应。中国驻阿尔及利亚临时代办冼依按指示求见阿总统本。贝拉,我当时任译员。本。贝拉在总统办公室接见,坐在大办公桌后,离冼依和译员较远,说话声音又不大,我虽翻译和记录了他的反应,心中没有底。事关一国对重大事件的反应,不能有丝毫的差错。我在接见结束后即留住接见时在座的阿总统办公室主任,同他核对笔记,在得到确认后才敢按记录为使馆起草电报发回国内。

  分寸感外交外事语言的准确性其实也应包括准确掌握语言的分寸。对外表态一般说来不外乎三种可能:赞成、反对和中立。但是,同是赞成和反对却有程度的不同。就表态的方式和途径而言有程度的不同,比如直接由国家领导人出面表态其分量当然要远远强于仅仅由外交部长或外交部发言人来表态。用书面方式表态一般也要强于仅用口头表态。就使用的语言而言则同是赞成却可以有以下的不同措词:“注意到”、“理解”、“不提出异议”、“欢迎”、“同情”、“欣赏”,(或“赞赏”)、“赞同”、“支持”、“站在……一边”,等等。每一种措词都代表不同分寸的赞同,比如“注意到”也是一种赞同,但却是很有保留的或很冷淡的,是一种还要继续观察和捉摸的赞同。1989年前后,苏联意欲促使中苏关系正常化。戈尔巴乔夫在苏远东地区视察时发表谈话,即提到愿同邓小平会晤讨论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这是一种试探,想看看中国的反应,再考虑采取下一步行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即用“已注意到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作为反应,表明中国有分寸的赞同。果然,1989年5月间戈尔巴乔夫以苏共总书记的身份访华同邓小平会晤,这标志着,中苏关系的正常化(这也为后来中俄关系的正常化奠定了基础)。

  同是反对,也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和措词来表达。不同程度的反对措词可以有:“关注”、“严重关注”、“感到不分”、“表示担心”、“表示忧虑”、“惋惜”、“遗憾”、“深感遗憾”、“痛心”、“不能接受”、“无法同意”、“愤慨”、“谴责”、“反对”、“抗议”、“强烈抗议”,等等。在国家关系中,如一方对另一方的某一行为表示“关注”,就意味着表示不满意、不赞同。需要引起警觉,继续观察,以便做出进一步的反应。所以,“关注”就是一种低层次的反对。在对外关系中,如需向对方发出警告,也有不同程度和分寸的警告。较为含蓄的警告有“正在注视事态的发展”,“注视”之前还可加上“密切”等措词。比这进一步,可加“并在研究对方所采取行动的含义”,还可加上“保留予以评论的权利”,再可加上“将采取相应的措施”,以至“将作出强烈的反应”,等等。20世纪9O年代初,法国违反中法建交协议,向台湾出售“幻影”战斗机。中国方面即以“将作出强烈的反应”警告法方停止出售。法方无视中国的警告将战斗机交付台湾,中国即决定要求法方关闭驻广州的总领事馆,并中上同法方就建筑广州地铁的谈判,实实在在地“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使法方自食其果,受到沉重打击。德国总理科尔乘法国之虚而入,访问中国并同中国达成几十亿美元的经济合作协议,顿使法国望洋兴叹,后悔不已。直至90年代中期法国改变态度,中法经济合作才得到恢复和发展。更严重的警告有:“要求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否则由此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将由对方担负(全部)责任”。最严重的警告是“最后通牒”,即要求对方在24小时、48小时或72小时之内满足提出的要求或条件,否则就要采取强制性行动。20世纪50年代至6O年代,中国政府曾向帝国主义者使用“中国人民不能置之不理”,“不会袖手旁观”,“不会置若罔闻”,“中国人是说话算数的”等措词的警告。全世界通过中国的抗美援朝和援越抗美等实际行动“领教”了中国的这些警告的严肃性,这些措词也以典型的“中国式警告”而载入史册。印度首任驻华大使潘尼迦曾是中国式警告的转达者,在他所写的外交生涯回忆录中就有专门一章谈这件事,这章的标题就是《中国的警告》。

  含蓄、婉转、克制、“话说半句”,或运用多种“托辞”(指以某种借口,如有病、有事、需要商量或请示等等来谢绝某事或拖延某事)常常是外交外事语言的特色。这是因为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常需避免刺激对方,不应过于暴露而应留有回转的余地。大家知道,两国外交代表会谈,如果在新闻发布时说“双方各自说明了自己的观点”,“双方坦率地交换了看法”,那就是双方存在分歧,以至曾有激烈争论,没有达成协议,但又不愿使关系破裂的意思。然而,上面列举的含蓄等特色都是分寸感所要求的,也就是国家利益所要求的。在两国关系处于非常友好的时期时,溢于言表的美好之词常是外交外事语言的基调,而当两国处于敌对时期时,互相攻击的激烈言词又成为基调,两者都露而不蓄。所以,外交外事语言要求该露则露,该含蓄则含蓄,或露中有蓄,蓄中有露,一切由当时的国家关系和利益来决定。这就是分寸感。

  外交外事语言的分寸感要求外交、外事和涉外人员具有审时度势的能力,有高度的机智和敏感,又有足够的应对词汇量,从而做到一方面在各种场合能代表己方使用有分寸的语言,同时又能敏锐地理解对方的有分寸的语言,并发现对方语言分寸的细微变化及字里行间的种种含义。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中形容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尼克松的会见和会谈都用厂“认真和坦率”两个词,而在此之前新华社对周恩来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会晤只用了“坦率”一个词。敏感的外交家们和新闻媒体都从一个有“认真”,一个没有“认真”看出中美关系将超越中苏关系。

  鲜明的立场在对外工作中必须站稳政治立场有许多种体现形式。这里所说的鲜明立场是指外交语言本身就有鲜明的立场,必须十分谨慎小心,保持清醒的认识。比如,西方国家惯于叫他们的世界为“自由世界”,叫我们的世界为“极权世界”。这种称谓具有强烈的阶级性,是西方世界推行他们的意识形态,企图“西化”世界的一种手段,是冷战思维的表现。所以,在任何场合我们绝不应该附和这种称谓。对方使用这种称谓如果带有明显的挑衅性质,我们还应当适当予以驳斥。我们现在常使用“中国大陆”一词,这是指港、澳、台地区以外的中国,同港、澳、台同胞所说“内地”一词含义相同,这是恰当的一种提法,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我们说“大陆中国”,那就不恰当了,因为既然有一个“大陆中国”就可能有一个“岛屿中国”,那就是背离“一个中国”原则的一种提法,因而是错误的和不允许的。中国今天奉行“开放政策”。当开放政策最早译成英语时,有的外国专家建议译作“open-door poli-cy”,为中国专家所否决。为什么?因为open-door policy乃“门户开放政策”,这是19世纪时美帝国主义者提出来的侵华政策。我们怎能套用他们的提法,把“开放政策”和“门户开放政策”这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政策相提并论和相混淆呢?所以,“开放政策‘冷天译作”open policy“,或更完整些译作”policy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所以,外交语言有时一个词、一个名字的使用就能反映使用者的立场和态度。上面所说”自由世界“的提法就反映了西方人的鲜明立场。美国政府和报刊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前,从来不把我国的台湾叫台湾,而叫”福摩萨“(Formosa),从不叫我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甚至也不叫”中国“,而叫我们为”赤色中国“(Red China)。”大陆中国“。”共产党中国“,甚至只叫我们为”Peking“(北京),敌视新中国的反动立场昭然若揭。(外国友好人士叫我们为”人民中国“,这是可以的,也很亲切,有时找们自己也用。)1970年开始,尼克松意欲改变对华态度。他发出的第一个政治和外交信号就是:1970年10月,他为正在美国访问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举行的宴会上发表的祝酒词中在提到中国时正式使用”中国人民共和国“。这一信号立即为各国敏感的政界、外交界和新闻媒体所觉察,知道尼克松将改变对华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是代表新、旧两个中国的截然不同的称谓,中文的区别甚大,但英文只差一字,即前者为”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后者为”Republic of China“。20世纪60年代,笔者在外交部翻译室工作日寸不日寸收到来白海外的寄给外交部的英文信件。这种信凡信封上写”Republic of China“的,我们不管写信人是有意或误写,一律不拆封即原件退回。因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立场问题,不能含糊。阿根廷近海有一群岛叫马尔维纳斯群岛,同英国有主权之争,英国叫它为福克兰群岛。支持阿根廷立场的国家叫群岛为马尔维纳斯,支持英国的则叫它福克兰。中国支持阿根廷的立场,使用马尔维纳斯群岛,如果我们的外交部发言人把群岛误叫作”福克兰“,西方传媒马上会说中同改变立场,转而支持英国人了。世界最高峰位于中国和尼泊尔之间的喜马拉雅山,为两国所共有。我们叫它为珠穆朗玛峰,这是藏语”神女第三“的译音;尼泊尔则叫它为”萨迦一玛塔“。西方人叫它为”埃佛勒斯“(Everest,英国人名,1858年曾为英国殖民者主待测量珠穆朗玛峰)。作为中国人,我们应用”珠穆朗玛“峰的名称,同时尊重尼泊尔的”萨迦一玛塔“的称呼,可以各叫各的。对于西方人的”埃佛勒斯“称法,我们应该知道这就是指珠穆朗玛,但不应采用他们的名称;在必要时还可以告诉对方,最高峰属于中国和尼泊尔,我们叫它”珠穆朗玛“峰。缅甸的英文国名几个世纪以来都是”Burma“,这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强加给缅甸的。最近,缅甸将英文国名正名为”Myanmar“,我们必须尊重。如果在缅甸正名之后我们在缅甸朋友面前仍使用”Burma“,不仅会使缅甸朋友不快,也偏离了我们尊重别国和维护本国尊严的一贯立场。这就是外交语言的使用有鲜明的立场并且不能有丝毫的随意性的原囚所在。

  礼仪性外交语言在任何场合都应该注意符合礼仪。即使是“吵架”、“抗议”,也要“先礼后兵”。当你违反交通规则,民警过来要罚你,他也先敬个礼,然后才罚你。在涉外工作中更应该如此。外交文书中的普通照会,按既定格式,不管照会是什么内容,都要光向对方“致意”,而最后还要“顺致(最)崇高的敬”。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和印度两国因边界纠纷关系紧张。在中国外交部就印度反华事件起草的致印度外交部的一则抗议照会中最后没有使用礼仪套语。照会稿送到中央审批,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按他使用铅笔审批文件的习惯,除作了其他的修改以外,还在结尾处添上了“顺致最崇高的敬意”八个大字。文件退到外交部后由翻译室进行翻译,笔者亲眼见到毛泽东用铅笔所作的批改,对这八个大字尤其印象深刻,同时围着看的同志也都感慨万分。通过这件事,我们更加懂得外交语言保持礼仪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政策性和纪律性外交、外事和涉外工作都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实现对外政策,一切涉外语言当然必须符合政策,具有政策性,这是很自然的。前面所说的准确性、分寸感、鲜明的立场和礼仪性,其实每一项也都体现了政策性。同样,“外交和外事无小事”,“外交外事授权有限”,涉外语言也都必须遵守纪律,做到“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纪律性也一样是外交语言的一个严格要求。本节所列外交语言的各项特点也都无不体现了纪律性。在对外交往中,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忘乎所以”,“敞汗心扉”,不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永远应当记住“内外有别”,记住涉外语言的高度政策性和纪律性。上面的决策,下面有时暂不理解,或有不同看法,就内部关系而言这是很正常的,也难以避免,但在对外表态时却绝对不允许“阳奉阴违”,“上面说上面的,下面说下面的”,把矛盾和不一致暴露给外人。即使是纯民间来往,有觉悟的中国公民也应当“同中央保持一致”,不可“胡言乱语”。

  涉外语言中的纪律件还有万分重要的一条就是保守国家的机密。国家的机密有大有小,有属于国家的,也有属于本行业的,或者只属于本部门的,但只要是机密,不论是政治的、军事的、外交的、人事的、财政的、金融的、税务的、商业的、文化的、科技的…以至体育的,都应当“守口如瓶”,不得对外泄漏。随便举个例子: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团体赛,在关键赛事中的排兵布阵就是各队的高度机密,要到开赛时才向外公开,甚至运动员本人也要到最后时刻才知道队里要他打头阵。“出奇制胜”,关键在于一个“奇”宇,如果把它泄漏了,这个“奇”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对方掌握了你的“奇”,制订好了对付你的办法,而你自己尚不知道,这就反过来造成对方“出奇”胜你的相反结局。这种情形如果发生在政治、军事、外交、经贸、科技等领域,对国家造成的危害还要严重。在来华的外国人当中刺探各类机密情报的大有人在。所以,严守机密是外交纪律的重要内容,也是外交语言纪律性的重要体现,所有从事外交、外事和涉外工作的人员都应当慎之又慎,不可掉以轻心。社会上许多人热衷于传各种“小道消息”,这种习惯不是好习惯,尤其不允许传给外国人。涉外人员绝不可沾上这种坏习惯。要知道,凡“小道消息”总是不公开的,伪劣者居多,多半属谣言性质,向外传播就为“妖言惑外”,如真有其事则也属泄密,同样不允许。爱传“小道消息”是素质不高的一种表现。

  第三节至少掌握一门外语

  前一节谈了过好语言关,说的主要是过好母语关。对于外交、外事和涉外人员而言,掌握语言的技能,过好语言关也应当包括至少掌握一门外语。这是做好涉外工作的一个重要手段。

  一、要当既通业务又晓外语的“双枪将”

  1/5以上的人类使用汉语。从联合国成立之日起,汉语也已成为联合国的五种工作语言之一,像《联合国宪章》、《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等重要国际文献的中文本都同样视为正式文本。愈来愈多驻中国的外国外交人员已经掌握汉语,或正在学习汉语,许多国家的学校已把中文作为重要的外国语种开班设课。如同英语有“托福”测试一样,今天也已有了测试外国人掌握汉语水平的“汉语托福”。汉语在世界的地位,像祖国一样,正在不断提高。从1996年起,中国外交部规定,外交部发言人举行新闻发布会不再配备英语译员,发言人只用汉语发布新闻和回答问题,外国记者或自行配备翻译,或自己使用汉话。这一举措实行以来也大大增强了汉语的国际地位,促使来华的外国记者加紧学习和掌握汉语。有朝一日,汉语将成为重要的国际语言而通用于世。但是,汉语今天还没有成为重要的国际性语言。尽管地球上每不到五人就有一人使用汉语,但使用汉语的主权国家却只有中国和新加坡两个。驻华各国外交人员讲中文的增多,但在世界其他国家讲中文的还很少;中文虽是联合国工作语言,在联合国总部及附属机构懂中文的也仍然很少,联合国文件的中文本只中国一家使用。这种情形大概在21世纪中叶以前不会有根本的改变。我国的外交、外事和涉外人员如果不掌握一门外语,特别是国际通用的外语——当前是英语,在遇到不懂汉语的外国人时,如果没有译员在场,互相就部成为聋子和哑巴。这种语言壁垒对任何一种涉外工作都是严重障碍,对于涉外人员本身的发展也是一个严重障碍,我们必须下决心打破这种障碍。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党中央非常重视和关心外交外事人员专业技能的培训,并且明确规定,外语知识是我国派驻国外人员的必要条件和技能之一,大使也不例外。今天,中国外交部的部、司领导成员中,中国驻外的使节中,有不少就出身于不同语种的翻译,可见中央对涉外人员外语技能的重视。涉外人员不懂外语是个“半聋哑人”和“跛子”,掌握了外语才能“耳聪目明”和“如虎添翼”,工作得心应手。所以,我们的口号是:任何一位外交、外事和涉外人员部必须力争成为既通本行业务,又掌握一门外语技能的“双枪将”。

  二、具备用外语处理本行业务的能力

  学习外语学到什么程度才算“掌握”了呢?我们认为这不好一概而论,因为不同的涉外岗位有不同的外语要求,而对于不同文化水平的涉外人员也应该有不同的要求。我们在这里提出一个最低的共同标准,这就是:“具备用外语处理本行业务的能力”。举例来说:为国家领导人担任口译的人员必须有很高的外语水平,有作常熟练的翻译技巧。我们在电视中看记者招待会直播,翻译人员在翻译时只要反应稍慢一点,或稍有遗漏,或打一个“磕巴”,或多问一个“Pardon?”(没有听清对方的话,请对方再说一遍),大家就都要为他“捏一把汗”,甚至评论说:“这个翻译不行。”其实,这样的译员肯定已是高水平的,只是他所担任的工作要求太高,稍有点毛病就可能招来“物议”。报纸上曾经赞扬北京有一位公共汽车的售票员能用英语招呼上车的外国乘客,回答他们的提问等等。我们且不说这位售票员的发音如何,语法有无错误,用字是否恰当……无论如何她至少具备了用英语处理本行业务的能力。这位汽车售票员的英语水平同前述口译人员相比肯定不在一个档次,但有小毛病的高级翻译可能受到批评,而英语水平不一定高的公共汽车售票员却受到称赞,因为他们的岗位不同,要求不同。这就是说,用“具备用外语处理本行业务能力”的标准来衡量,那位公共汽车售票员满足了这一要求,可以得“优”,而有小毛病的高级翻译还不能过错满足这一标准,因而可能得不了“优”。英文打字员或排字员也有不同的档次:低水平的只识字母不识单词,只能按字母一个一个地打或排;水平稍高的识单词,有能力按单词打排;水平更高的有能力将原稿中的明显拼写错误自动改正,甚至原稿中的语法错误或用字不当有能力提出“质疑”,促使起草者思考;更高水平的打字员有能力根据口授(甚至是较少条理的口授),立打出文理通顺、符合规格的文件或信件。水平再高一点,口授的是中文,立时打出的是忠实而通顺的外语译文,这就超越了打字员的水平,而成为够格的高级涉外文秘人员了。外交、外事和涉外工作的工种甚多,行业不一,如果这支队伍中的每一位司职人员都能“具备用外语处理本行业务的能力”,这就是一支高素质的涉外队伍。外交属政治范畴,按说以培训外交外事人员为主要任务的外交学院应归入政治类高等学府,但事实上它属于外语类院校,因为外交学院的本、专科毕业生都首先必须专攻一门外语,并达到起码的过关水平。外语已成为外交专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中国如此,外国也如此。

  三、学好外语是否有“诀窍”

  笔者常碰到学生或友人问这样的问题:“学好外语有什么‘诀窍’?”我总是回答说,学好外语实在说不上有什么“诀窍”,一定要说,只有这样几点可供参考:一要有信心,二要有恒心,三要肯死记硬背,四要肯边学边用,五要不怕反复,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如果借用毛泽东的处世方略来看待学外语,那就是“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这就是说,首先要树立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心,相信你可以学好外语,在战略上藐视它。其次,你必须持之以恒,绝不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而且舍得花工夫“死记硬背”,在战术上重视它。对十“死记硬背”却有必要多说几句。一般印象,“死记硬背”不是学习的好方法,但是学习外语,我们认为必须“死记硬背”。一个人生下来学会讲母语,那是每时每刻在语言环境中经过自然熏陶,一点一滴积少成多地逐步学会的。语言环境是北京话,你学会的就是北京话,语言环境是上海话,你学会的也就是上海话。五岁的孩子什么话都会说了,看来很自然,很容易,要知道,他已经不知不觉地在周围的语言环境里牙牙学语整整五年了!即使如此,一当他上学学文化,即使是他会说的话,要做到认得和会写,仍必须一个字一个字、一笔一划地死记硬背,默写多少遍,才能记住,其间还要不断反复,抄写不断修正才能最终巩固。母语如此,外语还用说吗?什么叫“外语”?当然是指外国语,但同母语相比较,外语还意味着是一种从外部硬加给你的完全陌生的语言,你没有可能从小就受熏陶,你只能从完全的陌生和无知状态起步,从“ABC”开始“死记硬背”,把外来的语言逐步变为你自己的。斯大林写过一篇论述马克思主义与语言的文章。他说,语言好像是一座建筑,词汇是建筑的材料,语法是建筑的结构。这是很生动和很深刻的比喻。“死记硬背”,记什么和背什么?无他,就是死记单词和硬背语法规则。究竟要记多少和背多少呢?据专家统计,在掌握外语基本语法的条件下,掌握3O00个单词即可为粗通,掌握6000个单词即可为次通,掌握6000词以上,即就是细通了。至于说到精通,“学无止境”,那就很难有一个底。汉语是我们的母语,我们有多少人能够说自己已经“精通汉语”?看来,精通一门外语非常难,但粗通或次通一门外语则并不很难。只要有信心,有恒心,下决心单词一个一个地记,语法规则一个一个地背,等记到300O个单词即能从量变发生质变,达到粗通,再进到600O个词,就能再上一个台阶。当然,在死记硬背之后还必须边学边用,如果学而不用就会前功尽弃,白记白背。儿童学说话,如果只听大人讲,自己不“牙牙欲语”争着说,他永远学不会说话。学外语更是如此。归根结底,语言的听说读写译,都是实践问题,离开“用”,离开实践,当然学不会,更不必说学好外语了。最后,还要不怕反复。不少人学不好外语是因为怕反复。前面已经说过,小学生巩固地记住一个单字需要多次反复才能完成,何况成年人学外语。反复是一个规律。今天记住1O个单词,明天忘了4个,不怕,再记。总数背了5000个,最终记住3000个,这就是绝大的成绩。有的单词看到能认识,别人说也知道,但自己不能主动使用,这也很正常,看多了,听多了,慢慢也就能主动使用了。一般规律总是自己能主动使用的要少于看懂和听懂别人写的和说的。能主动使用的语言,我们叫它主动掌握,能看懂听懂但尚不能主动使用的语言,我们叫它被动掌握。被动掌握的总是多于主动掌握的,两者都很重要。如果你能主动掌握300O个外语单词,被动掌握也有3000个词或更多一点,应付一般需要或许问题不大了,而且为进一步深造打下了不错的基础。总之,学外语要说什么“诀窍”,我们提出信心、恒心、死记硬背、边学边用和不怕反复这五点,供有需要和有兴趣学习外语的读者参考。

  四、培养翻译能力的特殊重要性

  使用外语的能力包括听、说、读、写和译,就涉外工作而言,译:即翻译能力,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一位称职的外交外事人员应当有能力用语言恰当地对外表述国家的有关方针和政策,也应该有能力正确地理解对方用语言表述的对方的有关方针和政策。本国的方针政策是用本国语言制订的,对外表述就需要正确地将这些方针和政策译成对方的语言,而理解对方的方针政策又意味着将对方的方针政策正确地译成本国的语言,这些都需要依靠翻译。称职的外交外事人员还应当有责任和有能力帮助世界更好地了解本国,也使本国更好地了解世界。前者要求用对方的语言来介绍本国,后者则要求用本国的语言来介绍外国,这同样都涉及翻译。当一名外交外事人员直接用外语同对方交涉,或直接用外语回答对方的提问时,他其实是在为自己翻译,他既是交涉者和发言人又是翻译,“一身两役”而已。任何一位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每学会一句外语其实都是翻译,因为这都意味着把母语转换成恰当的外语,而每懂一句外语也只有恰当地把它转换成母语时才算真正完成语音的相互翻译。相声演员说:“来是come去是go”,这是一句玩笑话,却道出了一个浅显的真理。这就是说,当你想用英语说“来”,你就转换成“come”,想说“去”就转换成“go”,反之亦然。中国人想对外国人陈述一个观点,脑子里首先闪现的“胸有成竹”,都是中文的,然后才把“成竹”转换成外语。你的外语水平愈高,你的转换速度就愈快、愈精确。无论怎样快,甚至达到下意识脱口而出的程度,它的基础总归是相互转换,是翻译。所以,培养翻译能力对涉外工作人员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1964年9月30日晚,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庆祝建国15周年的盛大国宴。坐在大长条主桌的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同参加盛典的外国贵宾频频交谈。笔者同其他不同语种的几位译员坐在长条桌对面为主宾双方翻译。毛泽东在谈话空隙对译员们说:“你们的工作是绝对的需要。”1965年夏,毛泽东在北戴河接见即将离任的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并设便宴招待,我当时任翻译。客人告辞时按惯例由新华社记者为主宾摄影留念,我躲在了一边。毛泽东发现后向我招手道:“翻译同志,你为什么不来?没有你,我们无法工作(指谈话)!”我跑过去一起摄影,次日的《人民日报》和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刊登这张照片,我也荣幸地成为其中之一。我当时亲耳听到的毛泽东对于翻译绝对必要性的两次评语至今令我难忘。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毅等第一代、第二代中国领导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懂一种或几种外语,但他们在对外活动时仍需翻译。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岚清、钱其琛等新一代领导人外语造诣更高,但由于他们对外活动的广泛性以及交往的宾客讲不同的语种等等原因,也仍需翻译。我国常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代表一般都有自己使用外语的能力,但在正式场合,如在安理会上发言,仍需使用中文,由会议翻译成各种工作语言。至于重要的外交文件和文书也都必须使用本国语言,然后由本国或由对方译成对方文字。由此可见,翻译,不管是口译还是笔译,在现今的对外交往中是绝对必要的。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尽管使用者愈来愈多,它绝对无法取代各国自己的语言。从长远来看,各国人士不通过译员直接交谈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就中国而言,中国人会外语的将越来越多,外国人会汉语的也会越来越多),但凡官方的正式的场合仍少不了翻译。专职翻译的人数将来可能减少,但对他们的要求却将更高更严。而且,如前面所说,无论是中国人自己说外语,或外国人自己说汉语,他们都是在为本人翻译。所以,外交、外事和涉外人员在攻读和钻研外语时都应着重注意培养翻译的能力。这是从事涉外专业工作所需掌握的基本和重要的一种技能。

  五、“甘当传声筒”和“当好传声筒”

  外交、外事和涉外工作中翻译的特殊意义有如上述。涉外人员中凡外语学得较好的部有可能充当翻译,特别是口译。如前面提到过的,今天活跃在外交外事战线上的高级骨干不少有过担任口译的经历。口译人员把党和国家领导人,或其他各级领导人的谈话传给对方,传给全世界,又把对方的谈话或反应传给自己的领导人,他的任务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一场口译,特别是重要的口译,如重要的接见或会见、国际会议、盛大宴会或其他集会上的即席讲话、记者招待会等,气氛严肃、场面很大、政治分量很重,除双方的主要谈话人之外,译员也处在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上,他的口译水平和表现如何关系重大,这是对一个译员的严峻考验。怎样才能当好外交外事口译人员呢?2O世纪6O年代中,笔者在外交部翻译室任职时曾同当时常为国家领导人任口译的几位高级翻译一起总结口译体会。大家有一个共识:外交外事口译人员必须“甘当传声筒”和“当好传声筒”。这两句话相当集中地体现了口译人员应当具备的品质和修养。

  “传声筒”用于人,一般人会不太高兴,因为这是指一个“人云亦云,没有独立说话的资格”的人。口译人员难道应是这样一种人吗?我们说,当你在担任口译时你就应该是“人云亦云,没有独立说话的资格”,因为你的任务是把双方所说的话忠实地、完整地、一字不改地传过去,充当“传声筒”。你不仅应当忠实地充当我方谈话人的“传声筒”,还应当忠实地充当对方谈话人的“传声筒”。我方谈话必须忠实地传给对方,这是不言而喻的;对方谈话,无论是好话、坏话、模糊话,你都应该忠实传达,只有这样我方才能正确理解对方,从而做出恰当的反应。1964年初,周恩来著名的非洲之行到达突尼斯。当时亲美的突尼斯尚未同中国建交,周恩来访突就是为了实现谈判建交的突破。到达之日,突总统布尔吉巴在著名的迦太基宫举行国宴。席间,他拿出事先打印好的讲稿念祝酒词,笔者坐在周恩来身后充当翻译。突方的讲稿事先不给中方,而在讲稿中却有攻击中国对外政策的段落。在国宴欢迎词中攻击对方,又事先不打招呼,可说是异乎寻常的“突然袭击”。找紧张而如实地向周恩来翻译了这些攻击言词。周恩来也有准备好的讲稿,也由我翻译。他对我说,他要临时增加一段,要找注意。果然,周恩来增加了这样一段话:中突两国对一些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但这并不妨碍两国“求同存异”建立友好的关系。这段话立即引起全场的注意,并成为第二天突尼斯报纸突出报道的内容。如果当时我不能忠实地充当“传声筒”,把布尔吉巴的攻击传给周恩来,致使他不能作出应有的恰当反应,这就将是找的最大失职,它所造成的危害将是对国家的危害。所以,口译人员必须“甘当传声筒”。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贝利在他所著的《外交艺术》一书中提出两个忠告:如果你自知外语不平还不够好,你应当使用译员;当你使用译员时,你必须使用可靠的译员。书中引述了《杜勒斯论外交》一书中记载的一段令人深思的故事:1954年、1955年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数次去台湾同蒋介石会晤,每次宋美龄坚持要在场,并充当翻译。美国人事后报告说:“麻烦的是,这位叮爱的东方女性并不甘心仅仅充当译员,她总要塞进自己的意见。人们水远无法肯定,当她向国务卿传译委员长的想法和向委员长传译国务卿的想法时,她没有自作主张,加油添醋。”(《外交艺术》1968年纽约版64页。)宋美龄作为一个“不可靠”译员的典型出现在书中,她的飞扬跋扈引起她的“美国盟友”的不满和耻笑。所以,“甘当传声筒”是一名外交外事口译人员必须具备的职业道德和品质。哪怕你是一位部级干部,当你在必要时为国家领导人翻译,你也必须“甘当传声筒”。笔者在20世纪6O年代中曾亲眼见到当时的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章汉夫(建国初期的著名外交家)为陈毅临时充当译员的情景。他当时就“甘当”陈毅的“传声筒”,为年轻人树立了榜样。

  要当好外交外事口译人员,除“甘当传声筒”以外还应该“当好传声筒”。“当好”,当然需要有高水平的中外文修养,需要有翻译的熟练技巧(包括速记等),需要熟悉政策和有关背景资料,等等。除此之外,还需要具备两个品质:一是排除一切私心杂念,敢挑重担,做到临场从容镇定,译出风格和水平;二是认真负责,重视“战前侦察”和“临阵磨枪”,“不打无准备之仗”。前面说到,每一场口译都是一场考试、一次考验。口译人员最忌两种私心杂念,即怕负责任和怕丢面子。比如前面提到过的电视直播记者招待会,译员一有错立即影响海内外,而译员本人不仅负不起责任,也要“大失脸面”。你在场上如果有这两种患得患失的情绪,你就肯定不能胸怀坦荡,放开手脚,充分调动你的聪明才智,发挥你应有的水平。这正好比心情紧张,过分考虑输赢得失的运动员绝对打不好比赛一样。有了坦荡的心情还必须不打无准备之仗,在每场口译之前部要做尽可能精心的准备,进行“战前侦察”和“临阵磨枪”,而不能只凭老本上场,掉以轻心。“轻敌”也是口译人员的大忌。“临阵磨枪”有没有时间,来不来得及呢?有的,来得及的,而且愈是重要的口译愈有可能,因为这样的活动总是有一个准备过程。口译人员哪怕是在半小时之前才接到任务,这半小时也应充分加以利用。1965年,毛泽东在武汉接见一个法国议会代表团,笔者担任翻译。我通过“战前侦察”,书光了解到,法国议员非常想从毛泽东那里探听中国对日本北方叫岛归属问题的态度(北方四岛原属日本,二战后为苏联占领)。这四个岛叫什么名字,法语按日文发音音译,应如何发音,我立即“临阵磨枪”做好了准备。会见时法国客人果然捉到四岛,我没有陷入被动。毛泽东在表态时明确支持日本有权收回北方四岛,这大概是中国领导人首次就此事的明确表态。同年,当时负责对外经济联络的陈慕华同一个非洲经济代表团会谈。代表团讲法语,我担任翻译。由于事先了解到,那个非洲国家盛产陶土和兽皮,有意要求中国帮助建设陶瓷厂和制革厂,我知道陶瓷厂的法语,不知道制革厂法语叫什么,立即查字典,原来是“tannerie”。会谈时,非洲代表团说出了“tannerie”,我一时像遇到老朋友那样的高兴,“临阵磨枪”起作用了。如果事前不侦察,临阵又不磨枪,对方说出tannerie我不知道是什么,翻译就要“卡壳”,会谈就会僵在那里。我虽可请对方解释以便弄懂tannerie是什么,但这终将是一个翻译事故,会造成不好的影响。“战前侦察”也应包括“侦察”对方的口音。比如英语,不同国家的人说的英语有不同的口音,你如不适应就听不懂,从而陷入被动。所以,你可事先争取同对方接触,比如光到他的住地同他一起前往接见地,在途中通过交谈“侦察”他的口音。许多有水平的口译人员的经验证明,“战前侦察”和“临阵磨枪”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这种侦察应包括了解对方国家的基本特点、对方谈话人的基本情况、双方之间存在的主要问题、谈话可能涉及的内容、我方的基本态度和政策,等等。口译对于口译人员来说是很被动的,因为口译必须当场完全靠自己随听随译,不像笔译可以查字典,翻资料,反复推敲和商量。口译人员最多可以有一人在旁“提问”或“把场”。但是,战前侦察可以使你对基本情况心中有底,化被动为相当的主动,然后针对了解到的情况“临阵磨枪”,思考语言上的难点,做好必要的准备。实践证明,一个字的准备可以帮你临场“化险为夷”,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口译人员,哪怕已是相当有水平的译员,都不应对面前的任务听之任之,心存侥幸,凭老本上阵。对自己的弱点有自知之明的译员更应该“笨鸟先飞”。笔者在外交部翻泽室任职期间自知乃“笨鸟”,所以,每有重要口译任务(多半是周恩来或陈毅接见大使或来访外宾),必定先到有关地区司进行“侦察”,每次都对较顺利地完成任务有极大的帮助。上面所说的两点也可以归结为:对于面临的口译任务要“战略上藐视”(敢挑重担,轻装上阵)和“战术上重视”(认真对待每一场口译,不打无准备之仗),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不仅仅是工作方法问题,更是工作态度问题。

  周恩来曾说过,外交外事口译人员经常为重要谈话进行翻译,他们常掌握第一手情况,对党的政策和国际国内形势又有相当的熟悉程度,所以他们的看法和直觉是应当重视的。周恩来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65年春,周恩来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埃及、巴基斯坦和缅甸六国,笔者随行任英、法语口译。阿尔及利亚和埃及是两个阿拉伯的重要国家,周恩来同两国总统本。贝拉和纳赛尔分别就当时的重大国际问题,特别是美国侵越战争交换看法。同纳赛尔的会谈是个别会谈,除周恩来和纳赛尔外只有我在场。会谈结束回宾馆后,周恩来没有休息,而是在宾馆草坪散步,继续思考会谈情况,他的警卫和找随行。突然,周思来回身问我:“你觉得是本。贝拉更坦率,还是纳赛尔更坦率?”周恩来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随即按自己的直觉回答说:“找觉得纳赛尔要更坦率些。”周恩来点点头。随后,周恩来同章汉夫等主要随同人员就访问会谈进行小结,我当时也在场。周恩来在结尾时说,他感到纳赛尔比本。贝拉更坦率,并指着找说:“小黄也是这个看法。”显然,周恩来向我提问是要印证他已经形成的看法,也充分表现了周恩来作为一位伟人对一个“小人物”的看法的重视。确实,为重要外交、外事和涉外活动担任口译的人员,尽管一股为年轻干部,地位不高,阅历有限,但每场口译对他说来都是极佳的机遇和极大的挑战,也是一种全面的考试、考验和锻炼。不少译员后来成长为外交外事战线的骨干并非偶然。笔者成为外交学院教授和中国外交学者,得益于口译经历也甚多。所以,凡有机会充任涉外口译的年轻十部都应当重视这种机遇和挑战,做到“甘当传声筒”和“当好传声筒”。这对工作有利,对他们本人的素质修养、技能培养和今后成长也非常有利。

  信息来源:外交外事知识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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