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廉明书高洁

发布日期:2016年11月17日 来源: 中国纪检监察杂志

如今在福建省东山县,每逢清明、春节敬祖的时候,当地群众总是“先祭谷公,后祭祖宗。”这位东山县几代人口中念念不忘的“谷公”,就是东山县原县委书记谷文昌。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赞扬谷文昌,说他在“老百姓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全国200多位县委书记座谈时,又一次深情地提及谷文昌精神,他叮嘱大家要做“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四有”干部。

  近日,记者前往东山,走访这片谷文昌为之奉献了14年的热土,聆听人们记忆中关于“谷公”的那些往事。

  “当领导的要先把手洗净,把自己的腰杆挺直”

  每天早晨,在漳州芗城区通北街道一个临街的店面前,几位“老东山”的退休干部相聚在一起泡茶聊天。其中就有跟随谷文昌多年、已89岁高龄的张扬老先生。

  “我们在一起谈得最多的,还是老书记的往事。”张扬对记者说,谷文昌的功绩不仅仅是带领干部群众在东山沿海建成了一道惠及子孙后代的防护林,建水库、筑海堤、修公路、造盐田、兴文化、办教育,从根本上改变了东山的旧貌,更在于他以上率下,带出了东山当时的好政风。

  曾在谷文昌身边当过通讯员的朱财茂,有着更多的感触。1964年初夏,谷文昌接到调令,任福建省林业厅副厅长。临走时,他找来县委秘书朱炳岩:“我们相处这么多年,你给我提提意见吧!”谷文昌在朱炳岩身边坐下,“特别是我有没有欠公家的东西,千万别落下什么。”

  “就是那次请客花了20多元。”朱炳岩想了很久,很诚恳地说。“请客?”谷文昌听了一愣,怎么也想不起来,可是随即要拿钱给他。

  “我不过随便说说,那钱已经从食堂伙食费结余中报销了。”朱炳岩不肯多说,更不肯收钱,谷文昌只好暂时作罢。一个月后,朱炳岩收到了谷文昌从福州寄来的30元钱和一封信。谷文昌在信上说:“我记起来了,就是两年前,驻岛部队领导调离东山前,来县委征求意见。我想部队对东山支持很大,中午就请他一餐。按规定,谁请客谁出钱。这事是你经办的,钱从哪里开支,请你把钱还给哪里。”不久,谷文昌收到朱炳岩托人带来的5元余款,知道钱已还清,这才了却一桩心事。

  “谷书记调任林业厅副厅长,从东山带到福州的家当,只有两只皮箱,两只木箱,两瓮咸菜,几麻袋杂物,这就是当了14年部长、县长和书记的谷文昌一家子全部的家当。”朱财茂说,“他就是这么清廉。”

  身边的工作人员换了好几茬,谷文昌从未提拔重用过任何一个人。“我做过劳动局领导,可那跟谷书记没有关系。我一生坚持原则,又跟谷书记有太大的关系。”在潘进福家里,记者看到,潘老居住的两居室狭小而简陋,但他却怡然自得。“我们这些在谷书记身边工作过的人,一说起老书记,经常会讲这样一句话:‘跟着谷书记,不可能升官发财,但是也一定不会犯错误,活得很踏实’。”

  在东山谷文昌纪念馆里的一个角落,摆放着一部五十年代的“红牌”自行车。这辆自行车,陪伴着谷文昌走遍了东山大大小小的村庄农舍。

  对于这部 “专车”,谷文昌长子谷豫闽回忆,“我小时候淘气,有一次,我和妹妹趁父亲不在家,推走他的自行车骑着玩。不料被父亲撞上了,他大发雷霆,狠狠地训了我一顿,并说这是公家配给我工作用的车,你们没有权利骑,不许沾公家的一点油!”

  “父亲去世后,母亲把家中的自行车和电话一并上交,她说,这是老谷交代的,活着因公使用,死后还给国家!”谈及父亲,谷豫闽几近哽咽,“1981年1月,父亲生命到了最后时刻,他拒绝医生建议注射能增加抵抗力、但价格高昂的人血球蛋白。”

  “权力在谷文昌的手中更是一种责任,一种绝不能为自己谋任何私利的责任。”东山谷文昌精神研究会会长黄石麟十分感慨,谷文昌一直把自己当作和别人一样的人,不管在什么时候,也不管身处怎样的境况,都不搞特殊,更不揩公家的油。

  “当领导的要和群众受一样的苦、吃一样的饭”

  不论在怎样的岗位,谷文昌一直保持着简朴的劳动者本色。

  “地位在谷文昌看来更是一种约束,一种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自我约束。”回忆起老领导,朱财茂总是充满感情:“谷书记生活极为俭朴,他兼任驻岛部队政委,部队发给他的团级制服,除非特殊场合,他从来不随便穿。我们见他穿的,常常是褪了色的中山装和黑布鞋,他那双团级皮鞋送给了警卫员,自己一生都没穿过皮鞋。”

  朱财茂说,有一次,大家跟谷文昌开玩笑:“政委,也该做套新衣服了。” 谷文昌笑笑指着身上的农民服说:“这不是很好吗?我们是人民公仆,是干革命的,过分讲究穿着就会脱离群众啊。”

  三年困难时期,谷文昌带头节衣缩食,把节约下来的粮票、布票全都捐出去,自己吃糠咽菜。担任宁化县隆陂水库总指挥,他跟出工的农民吃一样的饭菜:缺油的芋子、青菜、萝卜干,一个月吃不上半斤猪肉。

  曾在谷家当过保姆的杨巧玲清楚地记得,当时,谷家老老少少近10人,一天的菜金只有5角钱,就靠谷文昌夫妻俩的工资,本来负担就很重,再加上有群众上门反映困难,谷文昌经常会从微薄的收入中拿出一些资助他们,日子过得十分清贫。

  当时,有群众看到谷家人在菜市场捡废弃的菜叶,好奇地问:“捡这些干什么呢?”谷家人回答,“喂鸡呢!”“其实,这些捡回来的废弃菜叶,洗干净是要做菜的。”杨巧玲很感叹,“周末一家人上山挖野菜包水饺‘改善’伙食,也是常有的事。”

  就是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谷文昌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不准拿群众的一针一线。”

  当年还是毛头小伙的潘进福给谷文昌当过两年警卫员,他向记者回忆了一件自己亲眼见证、印象深刻的往事。

  1960年,“大食堂”之风席卷全国,各地随之实行“大锅饭”,吃饭时村民们一起到食堂用餐。一次,谷文昌到东山县礁头村调研,到了吃午饭的时候,队长急匆匆地端来一碗白米饭,放在他的面前。谷文昌望着眼前冒着热气的白米饭,突然站了起来,手指着饭,说:“你这是做什么?”他目光严厉地望着生产队长,“你让我吃白米饭,让大家吃番薯?”谷文昌环顾四周那几十张桌子上清一色摆着的一盆盆地瓜和一碗碗几乎清澈见底的稀粥,又低头凝视着白米饭,热泪盈眶,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沉重地坐下来。同谷文昌一起下乡的一位干部看到这情景,小声地对他解释说:“你身体不好,所以才叫队长特意煮了这碗白米饭。”一听这话,谷文昌又站起来,严肃地说:“我们都是党的干部,也是群众的干部,我们就得和群众吃一样的饭,受一样的苦,干一样的活,群众才会信任我们。”生产队的干部们都惭愧得低下了头,在场的社员们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乡亲们,既然这米饭已端来了,大家就一块儿把它吃了吧。”谷文昌带头用筷子夹了一点米饭往口里送,接着他叫身边的人也挨个吃,社员们都含着泪吃了点。这样轮流几遍,大家才把那碗米饭给分着吃完了。

  在对自己近乎苛刻的同时,谷文昌却始终把群众的困难放在心上。即使在下放劳动期间,他一个月的工资有大半都花在队里需要帮助的人身上,资助贫困学生,为烈军属、五保户送温暖,为来访群众买车票,为民工买红糖熬姜汤,关心水利技术员的婚事……

  谈及这一幕幕感人的往事,原东山县委办公室干部朱子周仍清楚地记得,“那年,城关镇居民曾凤颜来找谷书记解决丈夫调动的问题,谷书记不仅马上帮她落实解决,还自己掏钱买了一张回程车票送她回去……”原来,曾凤颜的丈夫曾是县司法科干部,后提拔到南靖县工作。家中留下90岁的祖母、残疾的母亲和不满周岁的孩子,养老抚幼的重担全落在她的身上,加上家庭经济困难,她希望谷书记能帮忙把丈夫调回东山工作。

  “谷书记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学习、弘扬。”朱子周感叹道。

  “领导干部家属不能搞特殊化”

  干部的身份对谷文昌而言是一种义务,是把家人的“小爱”始终放在对群众的“大爱”之后的义务。

  “父亲从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家人牟利,我们5个兄弟姐妹都是自食其力,在平凡的岗位上工作了一辈子,没有升官发财的。”在漳州市芗城区一套普通的居室里,谷哲芬泡一壶闽南的功夫茶,打开了话匣,深情地回忆起自己的父亲。

  “我读小学时,有一次看电影回家,很高兴地向家人介绍电影有多么好看,谁知父亲冷不丁地问了一句:‘谁给你买的票?’我一愣,照实说:‘我没钱,收票的老伯伯知道我是你的女儿,放我进去了。’父亲马上生气了:‘你这是占小便宜,是错误的。’随即拿出1角5分钱让我去补票。”

  “在父亲的影响下,我母亲一直过着清淡俭朴的生活。1990年,她拿出2万多元,先后资助了17名特困生。这对靠离休金生活的母亲来说,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但母亲这样对我说:‘你爸爸在世,一定会支持我这样做的。’”

  谷文昌的儿子谷豫东曾在《父爱永存 精神永驻》中记录他和父亲的往事:1976年,我高中毕业,最大的愿望是到工厂当一名工人,当时父母已经是花甲之年,子女都不在身边,按照政策可以留一个子女在身边工作。我向时任地区革委会副主任的父亲提出留在他们身边,父亲沉默许久,还是劝我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父亲说:“我是领导干部,不能向组织开口给自己孩子安排工作,不然以后工作怎么做呢?”我接着又提出要去东山插队,父亲一口回绝:“你去东山,当地很多人都知道你是我的孩子,会对你特殊照顾,这不行。”

  谷豫东说:“遇到工作调动、个人待遇提升等关口,我们也曾多次向父亲求助,他的回答永远是‘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不能靠着我的关系,向组织提要求、要待遇’。”

  这些感人事迹,谷家后人很少对外提及,在“谷公家风”熏陶下,谷家的几个子女,给外人留下了朴实的印象。

  “父亲是县委书记,母亲是县妇联主任,谷家的子女在县里算是高干子弟,但在老百姓眼中,这些孩子没有一点儿娇气、贵气。”谈起昔日的同事谷哲慧,东山县铜陵镇七旬老人陈炳文仍印象深刻,“人很老实,说话轻言细语,穿着打补丁的裤子。能吃苦,下乡睡地铺,没有一丁点儿千金小姐的脾气。”

  陈志英是谷文昌大儿子谷豫闽的初中同学,他说:“豫闽能吃苦,上中学后,他每年寒暑假都会顶着寒风烈日,在盐场、林场拉盐、运砂石,自己赚学费。”

  “目前,除了小儿子谷豫东在漳州市园林服务中心任主任外,谷文昌的其他4个子女都已退休。大女儿谷哲慧是企业退休人员,二女儿谷哲芬退休时是副主任科员,大儿子谷豫闽退休时是厦门检验检疫局调研员,三女儿谷哲英退休时是漳州市工商局的一般职工。”谷文昌的老部下张扬有时会跟人打听谷公几个孩子的近况,“他们都是很一般的人,没有当官的。”

  离开东山前,朱财茂约记者去家里看一张照片。

  “一晃52年了!”朱财茂起身到卧室找出一张52年前拍的旧照片给我们看。那张照片是谷文昌调离东山时与身边几位工作人员的合影,落款时间为1964年4月5日。望着照片,朱财茂神情肃然,他说:“52年来,我要是遇到一些难事,总会翻出这张照片来看看,他的工作作风、生活作风总会带给我力量,这是一种鼓舞人前行的力量!”(特约记者 陈金来 通讯员 杨特团)